如果没有美国大使馆每日公布的北京空气指数，PM2.5这个颇为专业的词汇也许还埋没在北京的灰霾里，而不会像如今这般受人关注和警惕。
面对质疑，北京市环境保护局称，美大使馆发布的数据与官方数据不具可比性，不应作为判断空气质量好坏的标准。美国大使馆新闻发言人包日强(RichardBuangan)也在给时代周报的回复中表示，在大使馆屋顶安装一台空气质量检测仪是为了方便美国公民了解每日出行空气状况，既不准确代表整个北京地区的空气质量，也不具“长期研究价值”。
如果细细回溯历史，其实中美在环保问题上的纷争由来已久，而此次PM2.5之争只是其中一个注脚。就在12月初召开的德班气候会议上，美国就公开指责中方“并没有为2020年做好准备”；而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则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怒斥西方国家“没有资格讲道理”。
如此激烈的争论，背后是中美两国在环保和减排立场上的不同，而面对着自己在哥本哈根承诺的2020年比2005年减排40%-45%的现实目标，中国政府显然已经意识到自己面临着的重重困难。
北京标准超世卫2.5倍
2011年12月4日7点，由美国大使馆发布的PM2.5(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数据引起了网友和北京市民们的震惊。在这组数据中，北京空气中PM2.5质量指数为522，超过了美国环保局网站上最高污染指数500，健康提示为BeyondIndex(超出指数)，与同日北京市环保局发布的“轻度污染”的检测结果存在较大差异。
尽管争论如此激烈，并且会一直继续下去，但是事情在悄悄地发生变化。美国方面的环保数据引起了各界对中国空气污染检测的关注，12月7日，国家环保部对此作出回应，该部网站表示，会将PM2.5纳入国家空气质量标准，并宣布将在2016年全面实施新标准。
“我想，(美国大使馆的数据)达到了一种积极的效果。”现居北京的美国人安雪峰(StevenQAndrews)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尽管大使馆使用的评估方法和检测手段与中国官方不同，但是这次的结果至少可以让整个社会反思当前中国空气污染现状，推动更加有效地改善环境。
作为一名非政府组织的环境顾问，安雪峰自2006年就开始关注和研究北京空气污染状况。他也因为一篇质疑北京环保局数据的文章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媒体关注的对象。按照他的研究，中方与美方对中国大气环境评价如此之大，主要在于双方用来表述污染的方式不一样。
“按照北京市环保局的标准，PM10数值为50μg/m3(毫克/立方米)就已经算得上是优质的天气了，这样一来，北京在过去两年称得上优良天数的标准占80%；然而，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标准是PM10数值在20μg/m3以下才算得上是合格的天气，也就是说，北京市最优良的天气的PM10数值，也超出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将近2.5倍，更不用说尚未进入国家实施标准的PM2.5了。”安雪峰表示，PM2.5比之PM10，给人体造成的危害更大，“这种可吸入颗粒物不仅仅是进入肺部，而且还会对人体的大脑和心脏造成不良影响，不幸的是，小孩和老人们是最大的受害者。”
不仅如此，通过整理北京市环保局七个监测站的数据，安雪峰发现，从2006年开始，北京市环保局不再使用前门和车公庄这两个污染最严重站点的数据来评定每日空气质量状况，2008年，干脆在空气质量更好的郊区新设了三个监测点。
“的确，大多数国家都不会用最差的数据判断整体的达标情况。”安雪峰在自己的文章中分析，但是也不是像北京这样用一个精挑细选的样本作标准。
不仅在北京，美国在广州的总领事馆也新近增加了一个空气监测站，每日检测的数据很快也成为了网友转发的热点。
“美国大使馆定期会与中国政府交流沟通，我们会继续就空气质量检测和其他事务与中方开展合作的。”美国大使馆新闻发言人包日强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中美“挟持”气候谈判？
12月11日，在南非德班联合国气候变化的最后一次全体大会上，中国代表团团长、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没控制他的分贝和语气，强烈批评一些国家未兑现承诺。
谢振华怒言：“到现在为止，有一些国家已经作出了承诺，但并没有落实承诺，并没有兑现承诺，并没有采取真正的行动，讲大幅度率先减排，减了吗？要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你提供了吗？讲了20年到现在并没有兑现。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发展，我们要消除贫困，我们要保护环境，该做的我们都做了，我们已经做了，你们还没有做到，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讲这些道理给我！？”
有人分析解振华之所以发飙，很大原因在于此前他公布了五个前提之后的当天下午，却遭美国代表倒泼冷水。美国特别气候代表托德·斯特恩(ToddStern)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中国的立场没有改变，中国并没有为2020年做好准备”。
据德班会议现场的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王克博士透露，美国在会上表示中国现在有很多外汇储备，对于绿色气候基金，美国也要求中国出资，来援助最不发达国家，包括非洲和一些小岛国。
“我个人判断，美国是因为其国内的反对吧，短期内，他也是拿这个当借口，为他的行动辩解，设置了一些中国完全不可能接受的前提条件，要求中国短期内马上采取减排目标控制排放，但中国肯定不答应。”王克说。
“美国认为中国的减排目标上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不过这种提法看起来很奇怪，因为美国自己也在碳减排目标上并不受法律的约束。考虑到世界的公平性，美国必须起带头作用，我们已经排放了够多的二氧化碳到大气里，不过，目前在我看来，恐怕除非中国方面愿意采取同步的减排措施，否则美国自己不会采取更多行动的。”对此，美国环保作家，350.org网站的创始人比尔？麦吉本(BillMcKibben)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350.org”网站是一个民间团体，目标是要把二氧化碳含量减少到百万分之三百五十(350ppm)，让大气恢复到健康水平，此前，该团体已经在全美发起过多次活动，要求美国政府就减排问题采取行动。
据媒体报道，12月7日，德班会议更是出现“大国互掐”的局面。欧盟谈判代表公开指责美国和中国“玩乒乓游戏”，“挟持”气候谈判。
美国也未采取有效行动
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中国和美国的角力由来已久，且往往使得历次气候大会刀光剑影。
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当时的美国气候问题特使托德？斯特恩一到会场，就强调，中国的碳排放已占全球总量的20%，到2020年将达到28%，必须在国际框架协议之下提出确定的减排目标。
中国方面则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立场，并指责美国及其他富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缺乏诚意。美国代表之后又发表措辞尖锐的声明，称“美国不会向中国提供气候援助”，不会为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在历史上的排放进行赔偿，也不会加入《京都议定书》或以其他名字命名的类似协议。
“只要你对比一下他们的承诺和到目前为止所采取的行动，你就会发现其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当时的中国外交部气候谈判特派代表于庆泰予以了坚决的回击，“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我们所缺的并不是法律文本，而是采取行动的诚意。”
充满火药味的对话，将两国在碳排放上的争端展露无遗。此后2010年，在墨西哥举行的坎昆气候大会上，中美交锋再度成为焦点。
在2010年坎昆会议前夕，托德·斯特恩再次称，中国必须履行自己在哥本哈根协议中作出的减排承诺，并且必须得到与其他主要污染国同等的对待。而在坎昆气候大会之前的一个月，他在访华时就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柏林墙”，必须将中国纳入到同一个体系之中。
对于美国这种单轨制的要求，中国显然没有同意。解振华在当时回应，现在有的发达国家人均GDP达到4万美元，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还在增加。现在谈论或要求人均GDP只有数千美元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确定温室气体排放峰值(最大量)是不合情理的。
“我们要么在这些问题上都取得进展，要么没什么进展。”斯特恩表示，与此同时，他也强调，美国会履行“到2020年温室气体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的承诺，但前提是获得国会批准。
而奥巴马上台承诺的减排目标、在哥本哈根协议里承诺的目标，这些在美国国内已被搁置。众议院通过《2009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简称《清洁能源法案》)，却未提交参议院。立法进程中断，使得美国关于国内的减排目标以及跟减排目标相对应的一系列措施随之停滞。
“美国作为碳排放大国，从未在气候变化上采取过什么有效的行动，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那些化石企业们的阻挠。”比尔？麦吉本(BillMcKibben)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在减排上，我觉得最大的阻碍还是来自于那些石化工业，无论是来自美国的大型企业，还是来自中国的国企，他们都必须执行减排任务。然而，他们总是只顾自己利益而不顾环境，这种做法阻碍了谈判进程。”
制造业造就中国高排放
在屡受来自美国等国家施加的压力之下，中国国内的减排也是步履艰难、困难重重。
学者王克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能源与气候经济学项目组分别在2010年和今年通过统计分析、情景研究等，为贵阳、青岛两个城市编制了低碳发展规划。项目组在对两个城市的研究中发现，青岛和贵阳都处于工业化城市阶段，工业能耗、排放量都占据首位；城市面临的是复合型问题，在工业排放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同时又面临了发达国家城市类似的建筑、交通高排放量；特别有效的减排手段现在比较少。
作为项目组的核心成员，王克说，虽然青岛在东部，较发达，贵阳在西部，欠发达，但两个城市从总体来看，在能耗和城市排放上相似之处多于差异之处，这恰印证了项目组对国内减排总体情况的判断。
王克分析，中国在实现减排目标的过程中，主要面临着五大困难：首先，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阶段，在一线城市之外，很多地方基础设施很不完善，国家发展得让欠发达地区享受经济发展的红利，基础设施得到保证。目前的发展阶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必须大兴土木，这是一个根本的因素。
其次，在国际产业分工上，中国是国际制造中心，且是比较低端的制造业。制造就得消耗能源、排放，国际分工决定了中国的排放居高不下。
根据王克提供的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二氧化碳年排放总量为63.08亿吨，比2002年的36.59亿吨增长了72%，而其中出口业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在年排放总量所占的比例则由2002年的25.47%上升至了2007年的41.79%。
王克表示，这在短期内很难转型，为了保就业、防止出现动荡，“不能一夜之间动手术使用休克疗法”，只能争取一个比较好的过渡。再次，中国目前的能源结构以煤为主，大体上占70%-80%。
德班会议之前，解振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中国正在积极地调整能源结构，大力发展核电、水电、风电，中国目前水电装机容量、核电风电的在建规模在世界排名上均数一数二。
“但在20年之内，很难看到风能、太阳能占据主导地位，中国能源还是以煤为主。”王克说。
另外，效率低下，很多地方发展比较粗放。“‘十一五’期间，曾经‘上大压小’，关闭小火电，比较容易做到的我们都做到了，中国在很多产品的单位耗能上，已经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比如发电能耗，几近世界先进技术。‘十二五’、‘十三五’要再像现在这样上大压小的话，就比较困难了。”
最后，随着近几年的快速发展，生活水平在提升。以北京为例，现在很多工业已迁出，但是车特别堵、规模特别大，建筑、交通的排放量大，虽在这在短期内不是重点，但预期这将是未来的一个难点，因为增长会比较快。
对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减排，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理事齐晔曾表示，在发达国家，2/3的碳排放是在消费领域，而中国有60%-70%是用在制造业和生产方面，减排难度远远高于发达国家。
十年减排成本5000亿
据官方公布，今年前三季度单位GDP能耗只降低了1.6%，距离年初确定的3%-3.5%的节能减排目标有相当大的差距，存在难以完成的风险。
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前所长、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周大地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今年各地投资过高，很多高耗能产品大量地上。尽管从三季度以后，需求有所下降，但是产能扩张，很多地方加紧上项目，高耗能产品增加数量比较大。今年电耗和能耗增长都比较快，完成原来的目标就比较困难了。”
王克认为：“减排目标按五年规划走，由于去年是‘十一五’规划最后一年，为了实现‘十一五’目标，很多地方加了一些限制，压得比较狠，到今年‘十二五’规划第一年就会有反弹，下降量不如预期。‘十一五’的开局之年，也是反弹的。再加上现在关于‘十二五’的节能减排相关具体规划、政策，还没完全出来，很多都将在今年年末或明年上半年陆续公布，这些措施如果都到位的话，可能会好些。”
在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召开前夕，中国政府提出了具有国内法律约束力的减排目标，即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碳强度)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下降40%-45%的目标。
这个目标曾被多个发达国家质疑，认为目标太低，中国没有诚意。但中国人民大学能源与气候经济学项目组通过多层次的模型研究得出结论，在目前的经济结构的状态下，要实现这个目标，中国要付出代价和成本。
作为项目组的核心成员，王克表示，计算模型以2005年为基准年，研究结果表明，如果2020年碳排放强度相比2005年下降45%，2020年的GDP将损失5862亿元。
而这个减排目标对于中国来说，并不是轻而易举能实现的。在“十一五”期间，为了达到单位GDP能耗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的目标，中国采取了淘汰落后产能、采用先进技术装置等措施。“在‘十二五’、‘十三五’，这些措施依然有效，但潜力有限，只能靠结构调整。”王克说，“根据经济学边际成本递增的理论，接下去减排的难度会越来越大、成本会越来越高。就像考试一样，从不及格到80分比较容易，从80分到90分、95分到100分就难了。”
在周大地看来，节能减排只是能源问题上的一个指标，但实际上牵扯的是经济增长内容的问题，难度就是在这里。“不是说把能源临时性消费压下来，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而是要通过节能减排作为抓手，从根本上促进经济结构、增长方式优化。”周大地说。
此次的德班会议，标志着中国开始考虑被纳入国际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减排机制。据王克估计，到2020年或2030年之后，中国很有可能要从自主行动，改为参与到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多边减排机制，承担强制减排责任—这对中国意味着，其间只有10-20年内的调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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