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进入“大国治理”阶段

 　
      11月12日，中美签署有关应对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合作的联合声明，借由这个声明，中美两国各自公布了最新的气候变化应对及长期碳减排计划。

      根据声明，美国2020年后将把二氧化碳减排速度提高一倍，从平均每年的1.2%提高到2.3%-2.8%，到2030年将比2005年减少排放26%-28%。而中国的计划则更具冲击力，习近平正式宣布中国将在2030年左右实现碳排放的峰值，而后逐年开始下降，根据该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燃料在中国能源的占比将达到20%。

      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基本上已经为明年即将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巴黎）扫清了障碍，使得短短2个月前在全球气候峰会（纽约）上还显得模糊不清的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路线图一下子变得极为清晰，这也无疑让众多指责和怀疑中国气候变化努力的观察家大跌眼镜。实际上，经由APEC（北京）签署的中美联合声明已经给世界发出一个极为明显的信号：全球在气候变化应对上迎来“新常态”。显然，这也是中国经济新常态在气候变化领域的一个重要延伸。

      到目前为止，在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分为早期（1990年-1997年），中期（1998年-2009年）和后期（2009年-现在）三个阶段，尽管每个阶段都隶属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但其中在国别上存在很多不同。

      如果说，在早期阶段，治理体系还未成型，属于春秋战国群雄纷争的话，那么进入中期后，以《京都议定书》的签订为界限，基本上可以划入“小国治理”阶段。所谓“小国”并非是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小，而主要是排放规模“小”，从全球范围看，虽然55%的排放量进入了《京都议定书》，但中美印等实际或潜在排放大国都未真正进入该协议，从而在实际上决定了10年后该议定书被“空心化”的结局。其结果便是，到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前期较为积极的减排国家无法真正左右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大政方针。

      究其原因，2009年后，“小国治理”的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全球气候变化应对以及全球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了，其中最大的一个需要是，作为最大的排放国，中美两国如何发挥其作用？由此，实质上，自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开始，一直到今天，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治理结构便开始逐步调整，向“大国治理”的模式过渡，开花结果的一刻就是在5年后的今天，中美借由APEC会议达成减排上的共识，也只有这样的共识才足以真正实现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的全球框架目标。

      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的另一个重要亮点是在前期两国合作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多个领域的合作，包括清洁能源研发、推动碳储存和捕捉（CCS）技术合作、启动低碳城市发展合作、促进绿色商品贸易等，其中可以看到，气候变化上的合作已经从前期的技术合作开始向贸易、城市和市场等社会经济领域延伸。

      这表明，在未来，随着中美两国各自围绕减排目标而展开相应的工作，气候变化应对也将吸收过去数十年以来形成的全球化成果，那就是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减排资源，包括减排的配额、技术、资金、市场以及人才等，也就是在新的全球国际经济贸易金融的体系内，开展更加有成效的减排工作，以极大地降低全球气候变化应对和减排的成本。就此而言，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有望在不远的未来进入体现为“要素整合”的“全球化”阶段，从而避免在之前走过的“单边应对”或“孤军奋战”的格局。

      (文/李志青,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