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在国内国际多重变化的推动下,中国经济新经济发展迈进了历史的拐点期。而在这一进程中,撬动中国政策、产业、市场等全要素发生全面转型升级的关键象征,就是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代表的科创型企业成长壮大,成为了新经济中新动能的核心推进器。
5月31日,由科技部中国风投委、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指导,金融界主办、中国母基金联盟联合主办的“金融界2019价值发现嘉年华暨第二届中国企业价值发展论坛”在深圳召开。在此次论坛中,金融界上市公司研究院对外公布了其“Z3”上市公司量化评价体系下年度重磅产品——《数说高质量II:中资上市公司在战略新兴产业中的比较研究》。该报告是金融界站在科创大潮背景下,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研究核心,推出的第二份以量化评价战略新兴产业中,中资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情况的综合报告类产品。
全球可再生能源历史与结构演进
在该报告对于新能源产业以及新能源产业中中资企业深度分析的章节中,首先对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全球新能源发展演进进行了整体的统计分析。
报告中分析表示,上世纪70年代前及70年代前中期,可再生能源虽然总量每年都略有增长,但在世界一次能源消耗总量中的占比却呈现下降趋势。1977年之后,随着石油价格的不断攀升,可再生能源迎来第一波发展热潮,总量与占比皆不断上升。1983年,其在世界一次能源消耗中的占比达到了6.61%。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受制于成本效益比的相对劣势,可再生能源消耗总量尽管仍有增加,但占比却波动维持在相对固定的水平线上。
时间进入21世纪,技术进步推动了可再生能源成本的下降。来自经济侧的压力减弱之后,可再生能源迎来高速发展时期。2003年开始,其在世界一次能源消耗中的占比不断增加,并在2016年超过了10%,在2017年达到了10.4%。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从上世纪至本世纪,持续发展的核电终于在2006年达到了瓶颈,634.39百万吨石油当量的消耗量也成为全球核电消耗量的最高值,此后保持了波动下行。究其缘由,可以简单概括为技术门槛高且国家范围限定、安全事故偶发但影响巨大、建设成本相对较高,以及核废料处理低效并争议巨大等数个原因的共同作用。
报告通过数据统计发现,上世纪以来,水电便是全球可再生能源的主要消耗来源。在其余的主要可再生能源种类中,地热能、生物质能等出现较早,且在数十年间随着全球能耗增长,维持稳定的小幅增长。接下来,风能在进入21世纪之后,开始出现加速增长的趋势,且在2010年之后,增长速率持续加大。而太阳能的增长加速与所占比例扩大,则是出现在近10年的时间里。
持续增长的中国可再生能源总量领先全球
在对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公布的数据进行统计时,报告发现,新能源产业在世界各大主要经济体的发展历程及未来趋势都各有不同。
报告指出,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总量自进入21世纪以来,实现了连续的增长。但细分来看,能够推断出,主要是中国的产业发展带动了全球可再生能源总量的增长。18年时间里,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在全球中的占比从10.06%上升至29.6%,增长的数量与幅度均据全球最高。反观欧盟,2000年其为世界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最高的经济体,此后其在全球中的占比以较低的幅度波动上涨,最终在2012年达到顶峰。2013年后,中国超越欧盟成为世界可再生能源占比最高的国家。
当然,若就此说欧盟对于可再生能源发展缺乏重视,显然也是不客观的。尽管占比下降,但欧盟整体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仍然是持续增长的。能源进口依存度超过50%,限定了欧盟只能在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寻找国家能源安全与经济发展支撑的破解之路。只是囿于经济疲软与财政危机,限制了其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入。在2017年~2018年间,德国、英国、法国等欧盟主要成员国,均通过了未来数十年间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与投入计划。
但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情况则有些不同。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在能源政策中存在较大分歧。一般来看,民主党政府倾向于发展新能源,而共和党政府则倾向于开发国内化石能源。奥巴马政府时期,推行《全面能源战略》,将发展新能源产业作为刺激经济的重要内容。但特朗普政府上台后,随即提出《美国优先能源计划》,主张开发国内能源资源,实现能源独立。2017年6月,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协定》。